曾國藩長期教導李鴻章為人做事要講『誠信』，李鴻章表面唯諾，可內心深處對這一被理學家視為精神動力的道德規範不以為然。做幕僚時想多睡一會兒懶覺，竟謊稱頭疼。剛到上海，曾國藩就寫信要他恪守孔子的忠、信、篤、敬四字，『篤者，厚也。敬者，慎也。信，只不說假話耳，然卻極難，吾輩當從此一字下手』。後李鴻章接替曾國藩出任直隸總督、北洋大臣了結天津教案，曾國藩問他：『你與洋人交涉，打配何主意呢？』李鴻章道：『門生也沒什麼主意，我想與洋人交涉，不管什麼，我只同他打痞子腔。』
根據網易新聞報導，曾國藩捋著胡須沉思良久道：『呵，痞子腔，痞子腔！我不懂如何打法，你試打與我聽聽。』李鴻章見勢不妙，趕緊改口，稱他是信口胡說，還望老師多多賜教。曾國藩送給他的『法寶』還是一個『誠』字：『誠能動物，我想洋人亦同此人情……，老老實實，推誠相見，與他平情說理，雖不能占到便宜，也不至過於吃虧。』

李鴻章自稱繼承了老師衣缽，可實際上未能真正理解、吸取、傳承曾國藩作為一位真正理學家的精髓，缺少一種內在的精神貫注與嚴格要求，無論對己對人，都顯得相當實際而實惠。他『好以利祿驅眾』，重用人才著重謀略幹練，將文章道德放在其次; 也曾露骨坦陳：『天下熙熙攘攘，皆為利耳，我無利於人，誰肯助我』; 還對部下以實利相誘，只要事情辦成，論功行賞，封官加爵，決不含糊。他緊緊抓住軍權不放，以強大的軍事實力作後盾。

他對手下公然宣稱：『一切小錯都不用過問，一切大錯都由我李鴻章承擔！』此言一出，人人願為他效命，但也因此而魚目混珠、泥沙俱下，時間一長，勢必影響士氣，敗壞風氣，造成『一代不如一代』的混亂局面。這也是由他以降，袁世凱及其他北洋軍閥不顧國家利益、人民死活，相互搶占地盤、爭權奪利、你打我殺的內在根源……

曾國藩對他的兩個得意門生俞樾與李鴻章，曾恰如其分地評價道：『俞樾拼命著書，少荃拼命做官。』李鴻章一生執著官場從未言退，認為只有做官才能成就一番事業——上可忠君報國，下則為民謀利，『安能不熱衷耶？』這也是他與老師曾國藩最大的區別之一。


曾國藩。

每有高封，曾國藩總是警警惕惕、如履薄冰，一旦事不可為，就主動請辭，決不戀戰。李鴻章從來沒有像曾國藩那樣上過一道辭呈，即使要挾清廷、以退求進也沒有過。他太怕失去頭頂的頂戴花翎了，只要有官做，能得到朝廷的加封，哪怕拼著身家性命，損害個人聲譽，也會義無反顧、勇往直前。兵敗日本議和歸來，李鴻章成了人人喊殺的『賣國賊』，有人勸他引退，李鴻章極力強撐道：『於國實有不能恝然之誼，今事敗求退，更誰賴乎？』
因此，儘管陷入人生低潮之極，他仍保留幾項官職，擁有幾頂官帽，並期望有朝一日東山再起，重握大權實權。李鴻章『自壯至老，未嘗一日言退』，從1862年擔任江蘇巡撫到1901年病逝，除因奔母喪離職數月，在近四十年的時間裡，哪怕病重期間，也從未離職。當然，如果從另一角度視之，也算得上一種擔當與氣概——不畏險阻勇於任事，面對困境從不退縮。

為了官位，他幾乎不擇手段，有時連自己的恩師曾國藩也不放過。當曾國荃部久攻南京不下時，清廷曾命李鴻章『迅調勁旅數千及得力炮隊前赴金陵，會合曾國荃相機進取』，李鴻章念及恩師情誼沒與曾國藩兄弟爭搶頭功，而是耍滑頭找藉口主動避讓。可當南京攻下不久，清廷擔心曾國藩尾大不掉，便有意調開，命其前往皖鄂交界督兵，圍剿太平軍餘部及小股撚軍，由李鴻章暫署兩江總督時，他便迫不及待地趕到南京接署。
而此時的曾國藩雖主動裁撤湘軍，卻為弟子從長計議，上疏朝廷保留淮軍，面對李鴻章這一多少帶有『逼宮』味道的舉止，曾國藩大為不快。其實，皖鄂交界處的小股敵軍根本用不著曾國藩親往督軍指揮，剛一接旨，他就上了一道辭官奏摺。曾國藩不想立時交出兩江總督的印篆，而是等到朝廷回覆的諭旨再說。可李鴻章恨不得立時將曾國藩擠走，便在南京秦淮河邊的一艘船上靜候交接。等了半個多月沒有動靜，李鴻章憤然不已，欲與恩師斷交。曾國藩得知弟子心情急迫，即刻交出印信。誰知過了兩天，廷寄諭旨到達：『曾國藩無須交卸督篆，仍駐紮金陵，妥籌調度。李鴻章仍回江蘇巡撫本任。』

後曾國藩正式奉旨剿撚，李鴻章還是接過了兩江總督的印信。因湘軍大部已裁，曾國藩不得不倚重李鴻章的淮軍。李鴻章將淮軍視為命根子，有兵即有權，有權就有官，為了青雲直上，哪怕對大力栽培自己的恩師，也不肯放權。軍隊調至前線，名義上歸曾國藩指揮，可李鴻章卻一直暗中遙控幹預，淮軍所有行動須經他點頭認可。曾國藩無法調度，常常貽誤軍機，弄得他勞而無功，受到六次廷旨嚴責，四次禦史彈劾。於是，他極力讓賢，奏請李鴻章接任。李鴻章從曾國藩手中接過剿撚大任，實授欽差大臣，遵循曾國藩原來制定的戰爭方略，李鴻章很快取得一舉蕩平撚軍的決定性勝利。


清末年畫《曾國藩慶賀太平宴》，正中榻上坐著李鴻章（左）和曾國藩（右）。

處置天津教案，曾國藩更是惹得一身臊，連他自己也認為『吾此舉內負疚于神明，外得罪于清議』。又是李鴻章接替曾國藩出任直隸總督，處置未能完全了結的天津教案，坐上封疆大吏的頭把交椅，此後在這個位置一坐就是二十五年。接到新的任命，李鴻章自然大喜過望，可這次，他不僅沒像上次暫署兩江總督那樣急煎煎地『逼宮』，反而在到達河北保定後就逗留不前了。
他給曾國藩寫了一封信，說『冒署遠行，蒞省後委頓異常，不得不略為休息』，希望恩師將事情處理得有一個眉目後他再接手。曾國藩已被教案弄得身敗名裂，也不希望師生兩人共同『赴難』，跳入難以洗刷乾淨的『泥坑』，便獨自一人做出了鮮為人知的犧牲，待奏結第一批人犯之後，才讓門生抵達天津。李鴻章接任後所做之事，不過將曾國藩原來議結中的二十名死刑減少四人，改判為十六名死刑，四人緩期執行而已，其余部分並無半點更改。而李鴻章卻獲得了慈禧太后的格外垂青，認為曾國藩辦不了的事，他能辦妥辦好，實為清廷第一股肱之臣，不久便任命他兼任北洋大臣。北洋大臣權比樞廷，不僅佩有欽差大臣關防，還兼有通商外交、興辦洋務、從事海陸國防建設的重任。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二（1825年1月9日），李鴻章又被授予文華殿大學士，位居內閣各大學士之首。這一實際上的宰相之職向來都是滿人『專利』，漢人得此職銜者以李鴻章為第一。
李鴻章為了爬上高位，可謂孜孜以求、全力以赴，哪怕對恩師曾國藩，在做官這一『大是大非』問題上，也是『步步緊逼』，寸步不讓。而曾國藩卻總是為門生大有出息、薪火不斷而感到欣慰。直到曾國藩逝世之後，李鴻章這才陡然覺得少了一座靠山、一根支柱、一種依託，日後艱難的危局，唯有獨自支撐了。


1896年，李鴻章訪英期間與英國首相索爾茲伯里（左）合影。